玻璃瓶有哪些类别

荀学近代复兴的进一步表现是晚清学界出现的今文经学派（夏曾佑、谭嗣同、梁启超等）排荀与古文经学派（俞樾、章炳麟等）尊荀之争。

针对这一现象，汤先生开始思考创立中国解释学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任何哲学体系都会存在一些它自身不能解决的问题，而且应视这为正常的现象。

这样的问题没有办法有什么共同的定论，也不需要什么定论，不需要定于一尊。汤先生的体系化思考是有着明确的价值取向的。他的《智慧说三篇》可以说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辩证法、西方的分析哲学和中国哲学传统较好结合起来的尝试。从80年代初，汤先生就开始思考普遍和谐观念的相关问题。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一书的序言中，先生强调了非理性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意义： 在本书的序言中，我提出必须把宗教与迷信区别开来，要肯定宗教对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意义。

当然，汤先生也明确地指出了儒家和道家在普遍和谐观念上的不同。汤先生对早期道教的研究，关注的是道教的教团组织、宗教仪轨、道教经典和神灵谱系。另一方面则是阴法，即实质上的法家专制主义，却不能放到台面上，否则即有暴政之名。

荀学实质上是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的一种融合，诚如梁启超所说：荀子生战国末，时法家已成立，思想之互为影响者不少，故荀子所谓礼，与当时法家所谓法者，其性质实极相逼近。另一方面纠之以孟，因为关于后现代性的纠正、修复现代化的缺陷，孟子所代表的传统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良药。对于我们来说，要做的工作乃在：一方面，以荀学的资源去接管西方启蒙思想的精神维度。三、孟荀整合与儒家哲学的现代转化 荀学的现代复兴并未导致孟学的衰落，即孟荀之间不再是消长关系，而呈现出黑格尔式的合题。

但我们也应当注意：唐宋以来兴起的孟学，其实并非本来的孟学，而主要是经过程朱理学诠释改造的孟学。[16] 李泽厚：《伦理学补注》，《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9期，第4–13页。

这就是说，孟荀思想一起成为反抗皇权专制主义的思想资源，这也反证了孟荀思想中存在着某些可以用来反对专制主义的因素。何以如此？学者往往归因于秦火之后的儒家文献传承关系。而我在这里特别想强调指出：这其实并不是中西问题，而是古今问题，即前现代文明与现代性文明的关系问题。[30]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11页。

[11] 梁启超：《论支那宗教改革》，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7页。[②]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见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88-3289页。[53] 他简单地将荀子归于西学，而将孟子归于传统，这是可以商榷的。[41] 黄玉顺：《哲学断想：生活儒学信札》，第257页。

章太炎作《訄书》，开篇就是尊荀第一[34]。以法家之刻，终使民膏泽。

方尔加：《荀子：孔孟儒家的千古罪人》，《管子学刊》1994年第4期，第20–24页。《儒学的现状、教训与经验——政治哲学层面的观察与思考》，载《生活儒学与现代性问题》，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51–256页。

皇权帝国时代独尊儒术，于是有法家之嫌的荀学衰退，而作为儒学正宗的孟学兴起。这里的近代概念是指的中国社会的内源性现代性的发生，可追溯到唐宋变革[24]，而在明清之际尤为显著。即其卓称诸子，自陆贾以下，如扬雄、王符、仲长统及荀悦之伦，亦莫非荀卿之传也。《论儒学的现代性》，《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第6期，第125–135页。我本人更赞同王夫之的人性观性者，生也，日生而日成之也[52]，即人性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在生活中生成和发展着的。然而韩愈正是宋明理学扬孟抑荀的先驱，认为对于儒家道统，荀与扬（扬雄）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20]，予以贬抑。

将为孟子之徒欤……要自三代以上之礼乐文章，七十子后汉唐学者之绪言，而我朝二百四十年来所孜孜焉讲求者也。[29]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四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页。

实际上，汉代皇朝的尊儒政策并非始于董仲舒，而是一个集体思想转变的过程：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22]。我所采取的方法类似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45]，即严格区分孟荀思想中的针对社会历史现实问题的层面和超越历史的层面。

而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性之际，荀学复兴，这表明荀学中存在着有助于现代性启蒙的思想资源。这里所涉及的道德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是可以商榷的。

[35] 章太炎：《訄书初刻本·商鞅第三十五》，见《章太炎全集（三）》，第79–82页。纵上所述，孟荀思想本身具有复杂性乃至矛盾性。[⑧] 徐平章：《荀子与两汉儒学》，台湾文津出版社1988年版，第179页。2、孟荀思想的时代性损益 对孟荀思想的损益，更重要的维度是时代性：损益的价值标准无疑应当是人类社会的现代文明价值，否则就会变成原教旨主义。

实际情况如徐复观所说，就西汉初期思想的大势说，荀子的影响，实大于孟子[⑤]。[24] [日本] 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原载《历史与地理》第9卷第5号，1910年。

[⑦] 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9页。那么，荀学究竟为什么会衰落？皇权为什么会在选择儒家的同时却又与作为儒学的荀学保持距离？其原因仍然需要从皇权的阳儒阴法中去寻找： 一方面是阳儒，即打着儒家的旗号，标榜王道仁政。

另一方面是其思想上的现代性，即其思想观念的启蒙性质，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尤为典型，既尊孟子，而实质上接受了荀子的一些思想，章太炎称极震所议，与孙卿若合符[29]，钱穆谓之虽依孟子道性善，而其言时近荀卿[30]。郭文对儒学现代转化问题的关注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这里所涉及的先秦儒学与现代性的关系、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等问题都是可以商榷的。

[⑩] 谭嗣同：《仁学》二十九。注释： [①] 黄玉顺：《论重写儒学史与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现代哲学》2015年第3期，第97–103页。何以如此？我曾说过：现有的儒学史、中国哲学史的叙述，往往脱离了儒学的历史时代性质，成为一种纯粹的概念游戏，遮蔽了儒学的时代特征真相。[13] 参见常大群：《荀子与中国君主专制政体》，《枣庄师专学报》1992年第1期，第88–92页。

[23] 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顾颉刚编审，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18页。这就是说，我当时提出整合孟荀主要是为了我这些年来所建构的中国正义论（the Chinese Theory of Justice）[43]。

（二）孟学的兴起与皇权专制时代 饶有趣味的是，进入帝国时代以后，看起来非常适合于皇权专制的荀学反而衰落了。[51]《荀子·性恶》，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42页。

二、荀学复兴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 荀学的近代复兴可追溯到明清之际，如傅山、费密等。《生活儒学的正义理论》，载《当代儒学》第1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6页。